照潘兆平先生的說法，“先岳父徐燕謀先生，他是錢基博老先生的學生，與錢鍾書先生也有同學、同事之誼，因志向、興趣相投，交往幾十年，情同手足。當年我好事，想請徐先生的學生陸谷孫先生翻譯，寫信征求錢先生同意，當然被他婉拒了。
肖邦的鋼琴曲，長時間占據了我的生命。前往華沙西邊50多公里處的小鎮熱拉佐瓦·沃拉，走訪肖邦出生的故居。父親曾任斯卡爾貝克伯爵家的家庭教師，居住于伯爵家莊園內一幢白色小屋里，肖邦即出生于此屋。
從前，在我們家鄉，到老澡堂洗澡，更衣歇息的地方，有頭室、二室、三室……平民百姓的大眾消費，沒有什么多大區別，頭室澡資3塊，可坐可躺，堂口門楣，上書兩個字：“小雅”。米水瓊漿，佐五香蘿卜干，迎風吹氣，喝一碗粥，可解饑去渴。
“從來不知什么叫作疲憊/騎著我的烈馬奔向天際/走在一望無際美麗的草原/蒙古騎兵的影子突然出現。和清華的校園音樂人不同，北大的校園音樂人似乎較少走上職業的道路，巴特爾也不例外，他一直業余堅持創作，筆耕不輟。
如果鳥類能懂人類的語言，能識別人類的行為，那么它們一定會認為我是對它們最為友善的人類之一。沒有人會對這種答案感到奇怪，事情就是這么簡單、本能和直接，就是母愛讓那只鳥兒變得憤怒和瘋狂。
樓上的老太在花壇里種指甲花，她管指甲花叫小桃紅：“你看，才摘了一次，又開幾朵，這小桃紅真可人。染紅的指甲，讓詩人浮想聯翩，元代有詩：“彈箏亂落桃花瓣”，形容染紅指甲的女子彈箏時，手指翩躚，似瓣瓣桃花落。
生活在城里，缺乏一定的歷史文化底蘊，老底子里的鄉村味又被鋼筋水泥埋在了過去。商場、超市、游樂場所去一次趣味便減少一分，于是愛和孩子一起去發現城市里的那些小小的鄉野之樂。
離母親家一里的地方，有一塊方形的地，四周是橘樹，只有那里灰土灰臉，兀自長著一些雜草，還有荊棘。在菜地里，有時會有熟人走過來，贊嘆母親的菜種得好，羨慕我能經常回家看看，陪陪母親。
在亞馬遜上找到了跟在深圳用的同牌子同款，西柚看了下價格說，一個馬桶那么貴，別買，浪費錢。據說要一袋子同樣的食物，不用跟中國比，不用跟澳大利亞比，跟全球有名的貴都倫敦比，都還要貴，可人家倫敦什么繁華度啊。西柚回來路上跟我說，你高興了吧，不讓安娜share。
聽聽《創世記》，體驗海頓兩百多年前的激情，是一次參拜。那是聲音排山倒海的洗禮。與他相比，我們這個時代人的情感號型小了，再也大不起來。
我相信，任何人只要愿意，聽憑音樂的牽引，馳騁草原，穿越古今，沖破傳統與現代的藩籬，最終會發現，賞樂者已非原來的自己，從獵奇到著迷，眼界視野驀然拓寬，心靈緯度也有所提升，仿佛前面突然展現了一片新天地，獲得前所未有的美妙體驗。
而高涌芬老人在《山居雜憶》里描述杭州舊時風俗有關暑天入伏的吃食也很有意思的，他們頭伏要吃火腿，二伏要吃雞，三伏必吃“金銀蹄”。相比之下，南粵的伏天吃食似乎無甚特別，更多是著意于清淡之食，或偶爾來一碟魚生，“鮮魚臠切玉玲瓏”。
也就是說，即使陌生男女在街上偶遇，一見鐘情，也無法繼續愛戀之旅，主動搭訕，脊梁骨是要被戳碎的。《醒世恒言》中有個故事：宋徽宗年間，周姑娘和范二郎在繁華都市東京茶坊相遇，四目相視，“俱各有情”。
這次旅行，其實挺沉重的，回北京看病重的爸爸，來荷蘭看西柚病重的媽媽，然后去德國，看當娜病重的外祖母，對于當娜來說，無論是奶奶還是外祖母，估計都是最后一面了。據我觀察，情況沒有那么嚴重，至少沒我老爸的情況嚴重，老爺子多少有點詞不達意，聲東擊西，你也可以理解為狡黠。
我有幾本打算要“用一輩子”讀的書，它們不容易讀得明白，我堅持以每天讀三頁的速度蝸牛前行。普魯斯特以貴族地位和貴族姿態，給20世紀以前的法蘭西做了打包捆綁式的總結：法蘭西大帝國垂垂落幕、屬于法蘭西的大時代歸于完結，以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為終止符號。
在我國的文學界，王安憶無疑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一線作家，她在將近40年的創作生涯中，為讀者貢獻了十幾部長篇小說，大多是成功之作，一些問世已有二三十年的長篇作品，直到今天仍能夠在讀者中產生強大的吸引力。
中國有“詩國”的美稱，詩歌起源之早，數量之多，內容之豐富，藝術之精湛，對社會生活影響之大，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見的。
在沒有電風扇、空調設施的古代，炎熱酷暑是一段很難捱的日子。《燕京歲時記·頒冰》載：“京師自數伏日起至立秋止，各衙門例有賜冰……民間則在街上有冰售出。”可見酷暑之日，衙門賜冰解暑，條件好的京師人家也能買冰塊解暑。而西瓜可就成為普通百姓也能享受到的天然“冰漿仙液”了
中國文化有“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”的傳統，但是王陽明說善惡全在人心有分別，“子欲觀花，則以花為善，以草為惡。如欲用草時，復以草為善矣。”
蜑人采珠的經歷驚心動魄。他們采珠是沒有時間概念的，說去采就去采。